每当国内一有选举，恩师拿督斯里赛阿拉比.艾迪教授（Dato’Sri Prof. Dr. Syed Arabi Idid）就会联络我。
这一次史无前例的六州选举，他老人家也同样的向我询问了一些选前的政治传播状况。
其实他早已知道我开始对政治传播研究的冷漠。去年的全国大选我以刚退休为借口，完全没有参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我必须承认这消极的行为并不是一件好事。
当然，这也是事出有因。自1990年的第八届全国大选开始，当年还在念大四的我已跟随这名公关学者并开始了学术研究的工作。赛阿拉比教授在每一届的全国大选研究报告都会有我贡献的部分。
第九丶十以及十一届的全国大选，当年在企业界的我还会要求太太帮忙一起处理报章的内容分析工作，好让他了解各个媒体议程（media agenda）和新闻偏向（news slant），接着就搭配着从民意调查里获取的公众议程（public agenda），深入剖析我国政治传播在议程设置理论（agenda setting）方面的贡献。
在2008年刚开始转入学术界服务，当年这名担任国际伊斯兰大学校长的老教授特别高兴，也把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渗透入我在国大刚成立的研究团队里。
当年第十二届的全国大选，已看到网络媒体经过十年的演变和成型，并在政治传播领域掀起一股浪潮。从此，我国政坛也处于动荡时代，但也让人民有了更“民主”的传播渠道。
在2013年第十三届的全国大选，我体验到纸媒渐渐走下坡的状况，研究团队里的一些90后的学生对于报纸的处理根本毫无头绪。经过一番抢救，总算还可以过关，但已是累成一团。当时我还向恩师提出了转型研究的看法，可惜过后就不了了之，而我也继续忙碌于大学里的行政工作。
但在2018年第十四届的全国大选就没这么幸运了。恩师还是要沿用原有的方法来继续他40年的研究工作，当时我婉拒动用国大的研究团队，理由是90后的学生对纸媒是很陌生的。后来，他老人家还是坚持委任一名外国的博士生来指导和监督我的团员在纸媒作内容分析。
当媒体议程与新闻偏向的研究成果让这名博士生给带到国际伊斯兰大学报告时，不巧的已公开让媒体引用。还好我在报界还拥有良好的人脉关系，一名报馆高层在晚间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发表的研究报告好像有一点出入。非常感谢这名老总的提醒，经过一番检查，确实出了问题，当场得于灭火，完全不见报（news blackout），不然就会误导大众，而且个人也会名誉受损。
在上周提名前夕时被恩师问到为何对政治传播研究的冷漠，我说不单是五年前的意外，我国政坛上的是是非非更是让人叹息。
我还说看到政客们带着面具游走天下，口里喊着的是为了人民利益，明眼人都看到大家都是在抢夺官位谋生。现在和你像是深仇大恨，瞬间就变阿邦阿迪。今天师徒相称，明天杀个你死我活。简直“没原则”就是他们生存的原则。
话说回头，与恩师寒暄一番过后，我感觉到他老人家的孤单，就提议在周六载他到万宜的提名中心做实地考察。当时也看到这将近80岁老学者开心的一面，这也是学生能做到的一点小小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