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投族,你们准备好了吗?
三十六年前首次投票的我在当时的感想与期望,与即将在11月19日扮演重要角色首投族的处境应该相差无几。我们都冀望国家领导能为国民谋福祉,让人民与下一代活得更加好。
当时二十四岁的我在马来西亚皇家空军服役,第一次在关丹基地通过邮寄方式尽公民的责任,投了手中的一票给予个人认为最理想的选区人民代议士。这都慎重的考量了候选人的素质及其代表党的因素而做出的决定。
当时的资讯来源只能靠纸媒丶电台与电视台,但主要还是依靠人际沟通针对性的关注选区的进展。
第二次投票时是在国大念大四也正好要写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建议我研究政治传播学,并借用1990年大选这大好时机来探讨他属意的钟摆论。钟摆论即民意转向一届向左一届向右之意。
我非常同意全国大选是五年难得的良机让我深入理解政治传播,但并不接受钟摆论这非学术性的理论,而且也不能支撑传播学的论点。
开明的导师最终还是接受我的反建议,采用德弗勒尔和鲍尔-罗克奇(DeFleur and Ball-Rokeach)所提出的“媒体依赖理论”(Media Dependency Theory)为研究中心点。
这理论让我更能体会社会系统如何形成一个传媒体制,而既有的传媒管道又如何呈现他们认为应该的资讯,而受众又为何依赖这些管道来满足他们在资讯方面的需求。这些依赖进而影响个别受众的认知(cognitive)丶情感(affective)丶与行为(behaviour)。
能够完成我这本有关“林苍佑对垒林吉祥”的学士毕业论文,也还得感谢很多在政坛上贡献良多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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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州前任首席部长也是当时首席部长林苍佑的政治秘书许子根学长,提供给我不少选举资料。现任首席部长也是林吉祥当时的政治秘书曹观友先生,也让我借用巴当哥打区选民手册来做抽样调查。
双方都很和谐与通融的让我踏入他们的竞选工作室,并分享了不少在学术里无迹可寻的政治实况。时至今日我对他们俩还是感激不尽。
虽然没有参与任何政党,我对每一届的大选都同样的关注。除了继续帮忙恩师做报章内容分析来理解“议程设置理论”(Agenda Setting)里的媒体议程如何影响公众议程,我也从2004年大选开始应用“框架理论”(Framing)里的角度观点来厘清资讯传达。
跟着社交媒体对于Z世代与千禧世代的巨大影响,我曾建议并指导一名博士生完成了有关“媒体中介理论”(Mediatisation)的论文。她的研究让我更能体会新媒体在政治传播上的功率。
今天我们看到符合资格的21,173,638选民里,有6.6%是介于18到20岁,21.8%是介于21到29岁,而30到39岁有22.1%。也就是说有50.5%或10,689,323选民是小于40岁。他们大多数都是首投族,也与社媒脱离不了关系。
我们除了听到很多有关首投族对政治的冷感,更有不少针对社媒虚假消息的破坏性。我们不知道今年大选的投票率会下降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虚假消息是否真的会分裂和谐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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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11月5日的提名日还有一个星期,正式的竞选期还未开始,社媒里的战火已冒起多时,看似选举条规早已不管用了。
无论如何,11月15日与19日还是最重要的日子,这不但决定谁会中选,它将决定这五年会有怎么样的政府,更决定我们和子子孙孙的未来。
话说回头,我们是怎样的选民,就会有怎样的政府,是好是坏都取决于我们的手中的一票。如果自我放弃投票,那就怨不得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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