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星期前，我与九名在马来西亚深造的中国籍学生分享了在9点股票里刊登几篇有关危机传播课堂上的文章。
三名是我指导博士论文的学生，另六名则是刚上我正为另一间母校博特拉大学教导高级传播理论（Advanced Communication Theory）的博士生。
过后，我也在微信群组内答应他们，将在发表了传媒的便利与素养后，写一些与他们在上网课中获取的知识。
其实，高级传播理论是一门很考功夫的课，涉及的层面与复杂性，既广丶又深丶也零碎。虽然如此，它却是我十五年前在博大进行大众传播哲学博士研究时，在修了十三堂课中，获益最多的一堂课。
我的开场白，何谓传播哲学博士？那肯定的拥有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头衔的学者，对他本身专门学科的理论必然了如指掌，也必须深知其理论的理论，那就是元理论（metatheory）的含义。
元理论包含了三个重要部分，那就是本体论（ontology）丶认识论（epistemology）和价值论（axiology）。
本体论在于理解传播现象存在的根本。如以纯科学角度来解答，它本质意义只有一个，由研究者去发掘，属于客观性。另一角度较为主观性，人文的诠释则是意义可以是多方面的，在于研究者的认知与观点，以及当下的情境，理解现象的存在。
认识论的探讨与本体论有着密切的关联。当研究者采取客观态度，那他们会以局外者的身份，将由外向内观察以获取知识。至于采取主观态度者，他们将参与其中，从多方面的探讨其可能性，并在获取的知识中给予明确定义。
当然以纯科学和客观角度，研究者在价值论上不带有个人情感与立场，有时我会笑说他们太过理性到有如机械一般，人类的五个感官都排不上用场来衡量获得的数据，要靠器材来做评估。相反的，人文学者免不了带有感性认知来分解资料。有者更预设立场来下定论，也就是后来的批判式研究。
在研究的演变中，它开始形成了第一世界观的实证主义（positivist），进而成立第二世界观的解释主义（interpretive），最后在近百年里也加了第三世界观的批判主义（critical）。
社会科学有别于纯科学，我们研究的是生活在社会里的人类行为，不可能太刻板，人类诠释是避免不了的。因而有了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t）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就如前几系列所述，传播学同时属于社会科学与人文，我们的研究方法可以是定量研究，也可以是定性研究。我的启蒙是在1990年全国大选时的定量研究，过后也参与了多项定性研究。从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学习中，进而充实自己，希望在求知中能增加广度与深度。
行笔至此，突然想起小学毕业时，班级任老师已故沈英林校长中医师，在我的纪念册中留下了胡适先生文集中的名句，那就是“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当时年少的我把后半段误读为“要能广也要能博”。很遗憾的在我念初中三时老家发生了一场火灾，把那本珍贵的纪念册给烧毁了。然而，该名句永远铭记在心。
想必老师期待学生读书要“广泛和精深”，做人也要能“博大”。老师，但愿不负所望。
張基炳祺博士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