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我谈到最高元首在华诞御词里特别强调，我国当前的局面正是官民“互惠共生”的关键时刻。其实互惠共生在“共生关系”（Symbiotic Relationship）里正是我们公关行业看似简单却又难掌握好的学问。
在分析组织与公众的“关系”初期，公关大师詹姆斯·格鲁尼格（James Grunig）和他的得意门徒琳达·韩（Linda Hon）在1999年发表了两个最基本的关系种类，那就是斤斤计较的“交换关系”（Exchange Relationship）和回馈社区的“公共关系”（Communal Relationship）。
公关执行员当然不会希望公众人士对于他们所服务的组织存有交换关系的歧视看法，因而也尽量突出无私回馈大众的公共关系手段。这也是为什么会有林林总总乃至眼花缭乱的企业社会责任（CSR）活动常常在举办着，为的就是博取大众对组织的良好印象。
然而在建立良好关系的条件下，这两名学者同时也提供了多个可能因素。翌年，他们也发表了印证研究所获得的成果，并以统计学的推算法确定了四大预测变量，它们就是“信任”（Trust）丶“承诺”（Commitment）丶“满意”（Satisfaction）与“互利控制”（Control Mutuality）。
这1999年定性分析和2000年定量分析的研究报告，也就成为我往后研究关系管理的基础文献。
加入国大后的次年，我在2009年获得的一份研究基金正是复制了该探讨方法。我与团队在校园内向学生与员工这两大公众类（Publics）查询上述四大预测变量对于良好关系形成的重要性。
通过回归分析法（Regression Analysis）获得印证不管是学生或员工，在他们心目中“信任”最为重要，紧接着才是“承诺”与“满意”。
至于“互利控制”在多次分析中则是不太一致的显着因素。那可能是两个不同的群众对于与组织的利益关系有所差异。也有可能在调查受访者当中对于“互利”的观点误为用以“相互”的控制彼此，各自以相关利益为重。
往后在指导了十多名学生的毕业论文里，觉察到他们在不同的场合里所获取不同群众的数据都鉴定了“信任”在建立长期稳定关系里占有的重要一席。
后来关系研究的进展也达至了共生关系的程度。这“共生”当中当然也包含了陛下所期待的一个全民互惠互利（Mutualism）关系。然而在共生当中也不乏中立主义（Neutralism）和竞争主义（Competition）的存在。
人心难测，除了存有共栖主义（Commensalism ）更有许多为了个人利益而强化寄生主义（Parasitism），长期都在做着损人利己的活动。更可恨的是就是不知要如何把这些寄生虫给除去，免得危害人间。
话说回头，在共生论里最为向往的莫过于陛下口中的互惠共生。互惠必须是双向的，组织与公众都必须从中受益，它不能仅仅让社会寄生虫滥用来控制母体进而吸取利益。
当然要达至长期的互惠共生，双方的信任最为重要。公关执行员必须谨记，在缺乏了信任的前提下，公众肯定不会认为组织可靠，那一切的后续工作就免谈了。
